这就涉及到法社会学研究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果我们已经有了常识（common sense）这样一种成本极低的认知世界的工具，那么是否还需要社会科学呢？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上会增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首先，应当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无论其理论框架多么精深、分析技术多么复杂，从本质上而言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是密不可分的。

这样一来，每位观看试点项目视频的观众，都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份简短的调查问卷，他们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填写。已公布视频录像的数量 试点项目的首次视频录像是在项目正式开始三天后进行的，即2011年7月21日。

第三位法官在其对案件当事人所述的标准程序中引用了法条第26条第6款中的协调会，协调会上案件当事人需表明他们是否要求证据性听证，且要证明他们已经咨询过法院关于法庭录像的政策，然后在适当时机将是否同意录像的答复提交至法院。7位律师认为录像可被用作或当做教育自己及其他律师的有益教学工具。例如，这其中并不包括初始安排顺序中设定审判终止日期的案件，以及未收到任何当事人的同意或拒绝意见的案件。如果发生变化，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法院人员组成的变动，例如法官的离职，或是新法官的聘任[17]。还有一种要求需要把握，即法院在庭审期间应注重质量把控，而非庭审后再进行审查和剪辑。

试点法院已经为如何施行试点项目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且这些试点法院采用了广泛而多样化的程序，法院让法官个体充分发挥其自由裁量权，通知并争取案件当事人的同意，法官使用更统一的程序发送通知和接收同意书。法官可以在回答问题后作出相关评论，此处有18位法官已经进行了评论。此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之进一步发展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表述。

两种形象的描述和对比，在于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以主人的斗争精神和品格，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19世纪，德国第一次开始探索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个道路不同于英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后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按照这种思想构筑的治国方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时代，从而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从此，无论是维也纳会议还是巴黎和会，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都是这种主体性哲学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并在世界上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从而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因此，正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开辟了另一条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型政党，是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天命具有使命承担和献身精神的先锋队集体，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政治行动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重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哲学武器，用矛盾论和实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世界。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了最高的理想信仰和最终的发展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理想。

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里，对共产主义这个最高理想的理解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在西方理论传统里构想的、没有被社会分工异化的人类伊甸园状态，而更多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五、主人与奴隶：西方主体性哲学的起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为时间背景，以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挑战为空间场景，叙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时空交错的巨大历史舞台中上演的壮丽史诗。中国不是亦步亦趋地学习西方经验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而是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第三个阶段。支撑新党政体制的核心价值必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六、斗争精神：从主体哲学到矛盾论 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人要作为主人出现，就必须有亮剑的勇气面对每个民族，卷入其中的生死搏斗。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四个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应当理解为在四个现代化所奠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构筑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世界是由矛盾运动推动发展和变化并由此带来斗争精神和推陈出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哲学根源。

自1949年以来，新中国就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苏联模式，开始创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包括党的领导、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等等。采用代际政治的历史定位方式是在1989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有效地巩固了江泽民总书记在党内的权威地位，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旦重新掌握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哲学分析工具，那么斗争品格必然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灵魂。正因为如此，面对西方推动历史终结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和文明冲突，中国虽然崛起但始终保持低调克制，采取不结盟立场，在国际事务中始终不会因为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而预先选择立场，始终以务实的态度与冲突各方尽可能保持良好的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关系，并努力为全球尤其是后发达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交通和互联网等公共产品，以无所争而无所不争的中国智慧在静悄悄地改变世界格局，从而真正展现出一种文化自信和政治成熟。然而，在如何实现这个最高理想的现实历史中，党内从一开始就出现过两条革命路线的斗争。这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传统。

唯有目前我们正在建构的中国方案才真正是从中国文明的历史传统出发来建构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的定位。

共产主义面临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建构。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九大召开，我们党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西方哲学中，这两种人格就在哲学上构成了奴隶人格和主人人格的区别。在十九大报告中，新这个字被广泛运用，提出新时代新格局新理念和新举措等各种概念，其中创新一词就出现了53次。

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党领导国家的新体制，而且要在中华法系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法律传统的有益要素，探索形成一套新的中华法治传统。中国古典政治秩序要从三皇五帝和尧舜禹三代开始，嬴政之所以把自己拥有的最高统治称之为皇帝，就是希望从三皇五帝那里获得革命奠基的政治正当性。因此，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哲学真理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生活相结合，变成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无疑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起源。

西方主体性哲学萌芽于古希腊哲学。有的人虽然被打败但绝不服输，屡败屡战并最终要战胜对手。

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然而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当时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虽然强调政治领袖的主导性作用，但领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就在于始终依靠党组织并让党组织扎根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从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凝聚为真正的人民。【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和历史的内在关联来解读习近平时代在党史、共和国史、中华文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之所以被看作是不平凡的五年，就是因为在这五年，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变化局势，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斗争的精神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比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用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和改革开放三个政治时间节点来定位邓小平理论，从而明确了邓小平与孙中山和毛泽东一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近年来，国内新清史、辛亥革命史、民国史和党史研究中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政治诉求。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中国梦的高度，从而为中国人提供了理想生活的未来愿景。

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时代最伟大的历史使命。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九大 。

正是基督教线性时间的历史观改变了古典的时间循环的历史观。然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开创的经济基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上层建筑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